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在制度理念、战略衔接、内生动力、协同保障等方面存在高度统一、局部与全局、微观与宏观、推动与拉动多重关系，通过构建两者多层面、多视角、多维度良性互动长效融合机制，借助融合点、作用点持续双向发力，以普惠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同时藉共同富裕之力拉动普惠金融实现高质量发展，促成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功能效用叠加、倍增，从而加快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需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普惠金融作为提升经济水平和抵御贫困脆弱性的制度安排和重要工具，可谓赋能共同富裕的中坚力量。同时，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提升，通过降低普惠金融服务风险与成本等，亦将有助于普惠金融的健康、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而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使其助力共同富裕的功能进一步增强，呈现叠加效应。但目前囿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基础设施的差异，地区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实现程度仍参差不齐。鉴于此，本文以机制融合与功能叠加作为全新的研究视域，对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与双向促进效应展开系统契合性探究，以期对利用金融措施推进共同富裕、加速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决策参考与实践指引。

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一）普惠金融的实现机制。第一，制度理念：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公有制为主导的金融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与决定性地位。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构建以公有制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然。普惠金融坚持把人民立场作为自身发展的根本立场，将人民群众利益视为自身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是金融体系业务运作和政策、法规及规则制定的最高目标与基本依据，亦是现代普惠金融形态的价值遵循，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赋予普惠金融的制度功能和社会责任。

第二，战略衔接：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三大战略作为目标指引。普惠金融旨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密切联系、衔接，以国家战略目标为自身的发展目标。三大战略均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的追求，而普惠金融通过增强农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和有效性，成为实现金融—经济—社会公平的有效途径。因此，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普惠金融应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标和工作着力点，聚焦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及居民收入差距，将更多的金融资源倾斜配置到弱势领域及弱势群体，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第三，动力源泉：以金融制度、金融市场与金融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普惠金融创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金融制度创新。普惠金融制度创新作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根本动能，主要涉及服务门槛、服务对象与扶持政策等的制定，制度创新可直接影响普惠金融发挥效能及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二是金融市场创新。2023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优化普惠金融重点领域产品服务，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普惠金融效能”，并指出普惠金融应重点关注服务主体、资本要素配置（服务产品、模式）等方面的创新，通过金融市场创新扶持提升普惠金融发展质效。三是金融科技创新。科学技术和金融资源充分融合有利于明晰金融产品的市场与功能定位，缓解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性问题，提升金融要素配置效率,促使社会不同阶层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协同保障：以金融设施、配套政策多方力量协同托举。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已越过小额信贷阶段、微型金融阶段，进入综合性普惠金融阶段，需坚持“一盘棋”的工作理念，充分调动多方力量协同托举，方可保障普惠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化、完善，可保障、支撑普惠金融发展的持续性、高精准性与高效性。

（二）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第一，制度理念：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共同富裕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分析范式，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完全由技术、经济决定的，而是必须考虑制度的作用。党的领导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保障性制度，可促使全社会共同参与、同向发力。所有制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核心关键性制度，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能否最终实现。在我国，发展普惠金融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从根本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其共同的制度基础。

第二，战略衔接：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作为战略接续。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均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三农”工作理论创新为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特定阶段的目标，三者相互承接。金融作为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普惠金融作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方式与手段，自然应融入国家战略衔接的整个过程。

第三，动力源泉：以制度创新、市场创新与科技创新作为核心动能。创新驱动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将有助于提升共同富裕水平。改革创新作为迈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功”，通过创新行为不断开拓新业态和创造社会财富，可消弭贫富差距，提升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一是制度创新。稳步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发挥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积极作用，激发不同分配形式内在的协调配套、同向发力的制度力量，这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推进共同富裕做出的创新性制度安排。宏观制度创新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内涵多领域、多层面、多维度的创新行为，金融制度创新则是其中所涉一具体领域。金融制度作为我国经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必然受制于基本经济制度，金融制度创新也应在特定的经济制度框架内进行。二是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在内生增长理论视域下，伴随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配置的不断优化，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产出持续增长，为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我国城乡土地和生态等资源要素融合面临一定的制度性壁垒，亟须通过市场化机制激发要素融合活力，打通资源变资本、资本变财富的渠道，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在资本要素方面，普惠金融的发展可缓解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遭受金融排斥的困境，最终缩小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可见，整体要素市场配置创新涵盖了金融—普惠金融市场资本要素配置创新。三是科学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能够有效促进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推动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协调发展。其中，金融科技（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一环，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化解共同富裕的差距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新办法。

可见，共同富裕所诠释的创新驱动相较于金融创新而言是更广范畴的创新。

第四，协同保障：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多方协同支持与兜底。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多方协同支持与兜底保障，主要涉及基础设施的支撑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协同配合。一是基础设施的辅助支撑。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乃至整体基础设施的完善，对推动共同富裕作用明显。随着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中心城区的要素资源逐步向周边迁移，可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扎实推进。社会保障是民生社会事业的重要内容，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社会运行稳定器的作用。通过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可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从而明显降低贫富差距。发展普惠金融，金融机构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可以降低公共服务建设的融资成本，提高其建设效率与效果。

相较于普惠金融更着眼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及与自身发展相关的配套政策支持而言，共同富裕的协同保障则是涵盖了普惠金融协同保障的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协同保障，是对普惠金融协同保障的又一层支持保障。

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机制融合与功能叠加分析

（一）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机制融合脉络。根据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四个方面实现机制的梳理，可将两者的融合关系与作用关系按逻辑层级细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高度统一的融合关系。在制度理念及战略衔接方面，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呈现高度统一的融合关系。制度基础方面，二者均内生于我国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均需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改革创新所有制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并通过优化顶层设计与发展框架、加大立法支持、借力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等推进实施。发展理念方面，与基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旨归，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地区、城乡健康均衡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普惠金融作为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机制客观上要求内嵌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促进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效衔接。

第二层面：微观与宏观的互动关系。在动力源泉方面，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是普惠金融微观发力，共同富裕宏观受力。普惠金融通过降低服务门槛、支持居民就业创业、培育新兴产业链以及服务产品、模式创新等具体作用路径，发挥普惠效应，适度放宽涉农、小微企业、扶贫等普惠贷款风险考核的容忍度，拓宽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与深度，这些机制的实施将有助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二是共同富裕宏观发力，普惠金融微观受力。共同富裕机制为普惠金融提供了明确的发展目标，为普惠金融提供了直接间接的制度政策，两者均以数字技术创新作为重要驱动，社会整体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将潜移默化地带动金融科技手段的发展。

第三层面：全局与局部的拉动关系。在协同保障方面，共同富裕与普惠金融呈现全局与局部的拉动关系。共同富裕着眼全局，普惠金融侧重局部。一是健全基础设施体系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而普惠金融方面更强调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整体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化将有助于拉动金融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并且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会降低普惠金融的投入成本，可对普惠金融发展形成有力支撑。二是共同富裕提倡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金融恰恰是在践行金融服务均等化理念。构筑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民生底线，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则是保障体系的重要方面，权益保护的有效运作需要保障体系的兜底支持，并且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有助于降低普惠金融的服务风险，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共同富裕重点对全局要素统筹发力，而全局要素水平的提升，可对普惠金融局部要素的优化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措施将有效引导、吸引、促进普惠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功能叠加效应阐释。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功能叠加效应源自两者的双向作用机理，通过多路径推进普惠金融提质增效、行稳致远。普惠金融微观发力，共同富裕宏观受力，实现了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推力。共同富裕宏观、全局发力，普惠金融微观、局部受力，促成了共同富裕对普惠金融的拉力。两者一推一拉，惠及对象交叉，作用机制相融，良性互动，互为强化。机制融合、相互作用（推拉）的关系，使得两者原有的各自的功能得以放大。普惠金融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途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通过推拉双向发力，在自身功能增强的同时，对推动共同富裕的功能效应呈现叠加、倍增态势。

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良性互动长效融合机制建设

（一）制度为基，理念先行。首先，发挥制度特色优势，引领机制建设。一是筑牢基础保障制度，深化核心关键制度。党的领导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保障性制度，所有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则是核心关键制度。普惠金融的发展需借力我国制度优势，发挥制度治理最大效能，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二是优化普惠金融制度，完善顶层框架设计。一方面，优化普惠金融顶层设计与发展框架，推进金融法治化；另一方面，发挥货币政策与财税政策引导作用，合理配置金融资源。

其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稳人民立场。金融工作的人民性是党的宗旨决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必然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普惠金融发展应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切实做到金融为民、金融便民、金融惠民，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

（二）衔接国家重大战略，接续时代要求和趋势。首先，与脱贫攻坚相衔接，解决整体与绝对贫困问题。普惠金融对于我国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的全面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普惠金融的发展仍需与脱贫攻坚相衔接，对脱贫攻坚期金融反贫扶贫理论、政策、操作实践、主要经验教训等进行梳理、评估、甄别、总结与提炼，进而加以借鉴与衔接、继承与升级，以保持反贫困的连续性和精准性，从而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一方面，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防止返贫的效能；另一方面，强化普惠金融促发展能力，在发展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其次，与乡村振兴相衔接，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必经之路。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必须持之以恒推进乡村振兴，方能有效促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现阶段，普惠金融发展仍需紧盯乡村振兴战略和规划，制定出与各层级、各区域乡村振兴规划相衔接、相匹配的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金融支持方案。普惠金融发展应坚持精准滴灌，助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对乡村种植产业特别是粮食产业、养殖产业、特色产业、绿色农业等实施全产业链金融支持，不断优化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城乡金融服务更加均衡。

（三）增蓄核心发展动能，助力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互动升级。首先，推动金融制度创新，调整拓宽受众群体边界。金融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部分，良好的制度安排能够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激发金融机构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动力。通过降低服务门槛、强化对居民创业的支持以及培育新兴产业链等，提高居民的金融参与度。借助特定化配比的方式，增加金融服务的广泛包容性，并通过创设数字普惠金融场景、简化申请流程、完善审批机制等，提高居民的金融参与度，使其能够利用金融服务实现财富积累。

其次，鼓励金融市场创新，精准高效服务普惠客户。一是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资本供给体系。未来金融市场创新应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激发普惠金融相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规模大小不等和风险各异的创新型企业提供资本市场服务。二是多主体协同发力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引导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差异化创新金融产品种类，增加金融资源供给。

（四）深化协同保障模式，纾解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发展堵点。首先，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配套设施提档升级。一是消除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城市偏向，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并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管护机制，保证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城乡地区经济平衡、协调、健康发展。二是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和数字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移动金融的发展。

其次，加强政策协同配合，形成多方多维工作合力。一是土地物产政策的协同配合，主要包括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深化农村宅基地、房屋、种植养殖物产制度改革等。二是农民增收政策的协同配合，应着力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稳住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拓宽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河北金融学院。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机制融合与功能叠加研究”<23ajy009>）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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