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步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2013年以来，上海自贸区和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相继挂牌成立。10年来，上海在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方面先行先试，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并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经验”。

接下来，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贸区功能，推动金融高水平改革开放？如何处理好金融开放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在陆家嘴论坛第二场全体大会上，与会嘉宾对此进行了探讨。

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突出四个方面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周小川认为，要想进一步大幅度扩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着力点可能还是要放在资本市场的主力产品，例如股票、债券、外汇、信贷，以及支付等方面更大程度的市场开放，就要求显著提高人民币自由使用的程度，提高人民币可兑换的水平，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

“当然，实现自由使用和自由兑换，也不意味着100%。人民币自由使用和可兑换实现之时，还要注意会引起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形成机制问题的关切，这些问题都想好以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机会大幅度向前迈上更高的台阶，人民币国际地位也有望逐步提高。”他强调。

在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看来，可以用“三个一”来评价上海自贸区所起的作用。“第一个‘一’，是建立起了深化政务体制改革为重点，同时以对接国际贸易投资高标准规则为引领，以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动贸易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为内容的一套制度体系。第二个‘一’，是形成了供其他地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批经验和做法。第三个‘一’，是促进了全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上了一个新台阶。”

屠光绍还指出，金融作为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开放方面突出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起了一套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主要是分账核算的系统。二是境外融资和跨境资金流动在宏观审慎监管方式方面做了重大调整，取消了境外融资前置审批，这是管理方式的调整，对于境外融资和资金跨境流动，在当时包括后来这段时间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是在自贸区推动了一批证券交易机构、证券交易所，在自贸区设置了面向国际投资人的交易平台，这对于整个上海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自贸区引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四是吸引了一大批机构的集聚，特别是境外的金融机构向自贸区集聚。这四个方面既带动了金融的开放，另一方面又服务了自贸区的实体经济。”

借鉴国际经验 形成更多合作

在自贸区建设和金融开放中，国际经验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维度。会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行长梁新松介绍了新加坡的三个关键目标：要确保金融行业充分地支持实体经济，连接市场，支持亚洲的发展，支持新加坡的经济；从结构性的角度，为未来的增长做好准备；利用数字化的新机会，新加坡、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在贸易和金融方面获取成长的收益和机会，同时避免经济波动的影响。

“新加坡越来越深度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信接下来还能做很多事情，进一步加强和上海之间的互联互通，通过关键的合作机制和平台，比如说中新双边联合机制、中新双边合作机制，创造出更多的商业机会，给贸易和金融合作带来更多的便利。”梁新松说。

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Christopher HAYWARD分享了伦敦经验，并表示了对与中国、上海合作的期待。“中国的自贸区，尤其是上海引领的自贸区项目，创造出了一个不仅更专业的、高级的金融体系，而且也为中国和全球市场开放了新的金融机会，促进进一步深入发展。”他还表示，伦敦金融城支持开放的改革，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的举措，以及支持通过建立伦敦人民币市场监督工作组和英国、中国绿色金融工作组来推动上海的绿色金融发展。“上海正在面对自贸区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我们期待能够继续在其中参与讨论。”

未来需要更坚实基础和功能深化

对于上海自贸区和金融中心建设下一步的发展，与会嘉宾也给出了各自的建议。

梁新松认为，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要有非常坚实的基础。他表示，第一个基础，要服务国内经济。目前的情况下需要进行大量的融资，进行低碳转型，这是金融中心必须要发挥的有效作用。第二个基础，要有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坚实的监管，监管能力要进一步加强，同时要跟上金融发展的脚步，如果这一点做得好，这将会成为最佳的工具，确保能够一方面获得经济中心带来的增长，同时也能够有效妥善地管理风险。第三个基础，人民币国际化，还要有一个流动性非常强的资本市场广泛参与，并给国内和国外的金融提供平等的机会。

而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功能深化，屠光绍认为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聚焦新形势下的新目标，如促进科技创新，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促进数字化转型等；二是完善功能，分别要在资产定价、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三个方面完善功能；三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尤其是要特别注重高水平开放，从市场开放向制度型开放，从传统要素的开放向新要素开放、可持续金融的领域开放，从“边境”开放向“边境后”开放转变，使境外的资金、境外的投资人、境外的机构能够更多地跟国民待遇更好地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