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金融工作的领导。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就建立银行、发行货币，为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采取有力措施，治理通货膨胀，实现货币主权的完整和货币制度的统一，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在党的领导下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金融机构种类日益健全，金融资本市场全面融入全球体系。

回眸百年风雨历程，党一直牢牢把握金融事业发展和前进的方向，指引我国金融事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式发展。

奠定革命胜利基础红色金融不忘“服务人民”初心

1948年12月1日，是我国金融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式成立，第一套人民币也随之诞生。

位于北京西交民巷17号的中国钱币博物馆里，陈列着我国第一套人民币。1948年12月1日，人民币首次面世有三种面额，分别是10元、20元和50元，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为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题写。那时候的人民币被叫做“新币”，为了让“新币”走入百姓心中，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还亲自编写了一段《大家爱护人民币》的快板，让人民银行的职工下到工矿、下到石家庄的街头去鼓舞人心：“诸位同胞和姐妹，听我谈谈人民币；从前咱们解放区，花的票子种类齐……三个银行合并了，统一发行新货币；十二月一日开始花，名称就叫人民币。”

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一个独立、统一、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货币制度开始茁壮成长。“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金融建设，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对解放战争全面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就建立了银行、发行了货币，积累了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中国钱币博物馆藏品部主任王纪洁表示。

追溯历史，早在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浙江萧山，湖南衡山、浏阳、醴陵，湖北黄冈、麻城等地的农民协会为活跃农村经济，方便农民借贷，纷纷开办了自己的金融机构，这也是中国红色金融的源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银行，并发行了苏维埃货币。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银行也发行了当地流通的本位货币。据不完全统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共建立了404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了514种名称、7种币材的货币。中国钱币博物馆就陈列有布币、纸币、铜元、银元等各类币材的货币，凸显了当时共产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造币理念。

王纪洁告诉记者，发行货币除了为不同时期的军事斗争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外，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满足百姓需求，这真正体现了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思想。“共产党开办银行后对老百姓实行低息或无息贷款，借钱给百姓买种子、耕牛等，避免了百姓受到地主高利贷的剥削。可以说共产党实行的这种为民惠民的金融政策，在各个根据地都运用得非常成功。”她同时指出，货币的发行也保障了民用设施建设，“冀南银行所在地的当地政府想修一个水渠，但是缺钱，冀南银行就对当地政府进行投资，保证水渠修建，让下游的百姓可以有水喝，并且可进行农耕灌溉。”

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雏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诞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自成立之日起的发展历史恰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货币、金融制度的探索历程。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当时共产党人认识到，一定要学会两手抓，“一手抓钱袋子，一手抓枪杆子”，由此在会上提出“要建立自己的银行”。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实行苏区统一币值，为苏区开展军事斗争提供经济保障。

此后，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被编入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参加长征。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曾短暂发行纸币，残酷的军事形势，使每次发行都是紧张地开展兑换和回笼工作，由于有充足的物资保证，货币随时十足兑换，故即使货币发行很短，在当地群众中也都有着良好信誉。到达陕北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又在其基础上改组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迅速扩大，以及金融迫切要求统一的趋势越发强烈，陕甘宁边区银行又并入西北农民银行，并发行“西农币”。

1946年6月，国民党公然撕毁停战协定，挑起内战。1946年8月，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延安，她在与毛泽东交谈的过程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战争打的是后援。如果美国不再帮助蒋介石，国民党还能打多久？没有外援，依靠自己的共产党能打多久？在王纪洁看来，正是这位美国记者的问题引发了中共历史上两次非常重要的财经会议：1946年9月晋冀鲁豫解放区在邯郸庞村召开的财经会议和1947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武安冶陶镇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

华北财经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财经会议，对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和新中国经济建设构架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货币的统一必然要摆上议事日程。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董必武和南汉宸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1948年12月1日，华北银行与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共同组建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设于石家庄市，并开始统一发行新货币“人民币”。董必武说，共产党办中央银行，是人民所需求的，是为人民而办。

回首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业内专家表示，正是红色金融为现代金融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政权的经济“生命线”，红色金融诞生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在各个历史阶段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漫漫征程、初心不改。王纪洁表示，正是因为共产党“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的金融思想的不断成熟，以及设置金融机构和成功发行货币的探索，才有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曲折中前行“集中统一”金融模式支持国民经济

各民族大团结图、井冈山龙源口图、延安宝塔山图、天安门图、轮船图、火车图……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这也成为我国第一套完整、精致的货币。

1948年第一套人民币发行之时，只是统一的货币制度建立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民政府面临的是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生产萎缩、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党和人民政府有没有能力制止恶性通货膨胀，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货币稳定下来，使自己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站住脚跟，这在当时是比向尚未解放的地区进军和剿匪更加严峻的考验。

1949年5月27日，上海正式解放，就在同一天，装满4亿元人民币的40辆卡车陆续抵达上海，首套人民币被送进了外滩中国银行大楼的地下金库。由于国民党货币体系崩溃，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老百姓陷入恐慌，上海到处在抢购物资。商人也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共产党军事一百分，经济只能得零分”“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解放初，不甘失败的国民党和大资本家甚至如此叫嚣。

据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军史专家刘统介绍，为了百姓，中国共产党废止金圆券，以新币兑换旧币，承担巨大压力。随后，查封证券大楼，打掉投机的巢穴，上海取得了银元之战、米棉之战的巨大成功。“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赢了！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政治上是坚强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

1950年3月制止通货膨胀后，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准备工作。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责成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收回当时流通的人民币。“新人民币从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到6月10日，在市场上已全部取代旧人民币流通。在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国家，新政权刚刚建立几年，仅用一百天时间便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完成了发行新人民币、收兑旧人民币的工作，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一书如此评述道。

新中国的货币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为支持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国家制定了《1953-195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一五”时期，单是国家确定的以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型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基本建设，其固定资产投资就需要600亿元。

“在中国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早期资金严重缺乏时，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聚焦于将稀缺的资金聚集起来，投入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助力产业发展。这对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金融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表示。

“一五”时期，中国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建立了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金融领域也向高度集中发展。其主要特点为：实行银行国有化政策，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既是行使货币发行、金融管理职能的中央银行，也是从事信贷、储蓄、结算、外汇等业务活动的金融机构。

“在形成高度集中的银行体制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纵向型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即全国银行的信贷资金，不论是资金来源还是资金用途，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掌握，实行‘统存统贷’的管理办法。综合信贷计划纳入国家经济计划，是国家组织、分配信贷资金的基本手段。”中国人民银行原参事、《新中国金融业发展历程》一书作者李德向记者介绍称。

与此同时，新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也逐步建立，积聚外汇资金。新中国建立初期，外汇资源奇缺，进出口渠道和侨汇汇路阻塞，而恢复国民经济的用汇量很大，形成了外汇短缺的基本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实行外汇垄断制，通过扶植出口、沟通侨汇、以收定支、积聚外汇，支持国家经济发展。

数据显示，在“一五”时期的五年间，银行各项存款余额，从1952年末的93.3亿元增加到1957年末的165.5亿元，对于解决经济建设资金的不足具有重要作用。

不过，历史的发展并非一路坦途。从“一五”时期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的金融事业也经历了种种坎坷。但中国金融事业一直在曲折前行。1977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4.3%，财政收入增长12.6%，银行各项存贷款增长7.88%，扭转了连续六年增发货币过多的状况，当年回笼资金8.52亿元，市场货币流通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转机出现。

“评价这一时期的中国金融体系时，应该客观承认，在中国推行工业化早期，在资本极度匮乏且与国际金融体系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采用这种单一且高度控制、垂直管理的金融模式，有其合理性。这种金融体系有利于动员社会资金，集中资源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大的工业工程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7年不到30年的时间，虽然中间经历若干挫折，中国人民顽强地搭建起现代工业体系的大致轮廓，每年保持近5.5%的平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金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刘俏说。

市场化大幕拉开金融体制发生历史性转变

100元纸币采用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的侧面浮雕像；50元纸币正面主景图案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其他券别则使用14个民族人物头像……自1987年4月27日起，我国陆续发行第四套人民币。该套人民币在经济发展、商品零售额增加、货币需要量增加的背景下发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团结一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风貌。

时间倒回至1978年。这一年，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也开启了有计划、有步骤的金融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在党的领导下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调控和监管体系基本建成，为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深化体制改革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一书发表序言称。

回顾1949年至1978年间。“全国就一家正规的金融机构，即中国人民银行。既是中央银行，又是商业银行，一家机构占了全国金融资产的93%。”《2018·径山报告》如此表述。改革开放前，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限制，银行被当成会计、出纳机关和金融管理机关，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明确提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他强调，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这一论断为金融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方向。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明确，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在金融领域，“大一统”金融体系开始转变为包括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各种金融市场在内的日益复杂的金融体系。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时任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邓小平送给范尔霖一张50元面值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这一“小礼物”让国际舆论十分震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搞股票交易市场。实际上，当年9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就正式批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工农业部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证券柜台交易点，办理“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的买卖交易业务。其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进行正式股票交易的机构。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营业。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开放如何迈出新步伐，引发国内外关注。同年12月2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

“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建立‘三个体系’、实现‘两个真正’：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把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原参事、《新中国金融业发展历程》一书作者李德表示。

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也是这一阶段金融体制改革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当属“推进汇率并轨”。1994年1月1日，我国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尽管外汇调剂价格对出口起到一定鼓励作用，但是进口主要使用官方汇率，进口始终大于出口，外汇紧缺，绝大部分时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并轨’之后，人民币汇率相较之前形成了大幅度贬值，助推了我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实际上，1994年开始我国确实迎来了一个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过程，这对拉动中国经济和就业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副院长赵庆明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金融体制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改革的同时，面对一些经济过热、金融秩序混乱的苗头，党中央也果断出手，加强宏观调控。

1992年下半年至1993年上半年，一些地方和部门片面追求发展高速度，加上原有的宏观调控逐渐失效，新的调控机制尚未健全，导致出现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过猛、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金融秩序混乱、物价上涨等问题。“那时，金融秩序非常混乱，地方政府乱设金融机构，各个银行自己开办各种公司，‘怎么搞钱怎么来’。人民币汇率，两三个月就从1美元兑6、7元人民币跌到1美元兑11元人民币，市场投机炒作风愈演愈烈。”一位金融改革亲历者对记者描述。

党中央很快发现了这种苗头。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决定采取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的16条措施，主要是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稳定外汇市场价格等。据上述亲历者回忆，中央领导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要求国内各银行行长在规定时间内收回计划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

经过3年努力，宏观调控取得显著成效，投资过热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秩序逐渐好转，信贷规模总量得到控制，物价逐渐放开且涨幅明显回落。1996年消费物价涨幅为8.3%，比1994年降低15.8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从1992年的增长14.2%回落至1996年的9.7%，实现了从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到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为经济健康发展和此后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打下了基础。

改革向纵深推进现代金融体系逐步健全

199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之际，我国开始陆续发行第五套人民币。不论是券别结构、钞票材质、制版印刷，还是机读性能及防伪措施，第五套人民币皆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值得关注的是，第五套人民币2005年版纸币各券别增加了人民币单位“元”的汉语拼音“YUAN”。这是我国适应人民币日益国际化需求的自我转变。

实际上，人民币印制工艺不断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正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金融体系不断地开放成熟、融入全球。

进入21世纪，面对难得的机遇，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征程。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了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实施互利共赢战略”。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金融业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基本原则和金融服务协议要求逐步开放。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随之而来。

彼时，中国承诺向外资开放金融服务业在国内引发恐慌。更有人担心，“狼来了”会把“羊”吃掉。2004年，国务院启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推进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此次改革采取较为彻底的市场化方式，包括国家注资、财务重组等。“股改是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辉煌序幕，也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一战’和‘一场输不起的改革’”。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曾坦言。

国有银行上市大幕亦渐次拉开。2005年10月，建行率先登陆H股市场，成为国内第一家上市的国有大行。随后两年，工行、中行、交行和建行先后在H股、A股市场上市。2010年7月，农行登陆A+H股市场，标志着国有五大行上市征途告捷。“在经历了股改、上市等一系列改革后，一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且有着现代公司治理架构的商业银行逐渐成长并活跃起来。一个多元化、市场化、差异化的现代商业银行体系逐渐在我国形成。”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2005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

与此同时，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提出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经过精心准备和周密部署，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新一轮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人民币汇率水平适当调整。在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指导下，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以市场供求关系为重要依据，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副院长赵庆明说。

2007年，市民在金融知识展览上观看第三套人民币。

迎风破浪，稳步前行。党的十八大以后，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在党中央领导下，金融改革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双向开放取得新进展，金融监管效能稳步提升。

2014年11月沪港通试点启动，2016年12月深港通顺利推出。2017年7月，债券通先行开通北向通，中国内地债券市场向境外投资者敞开大门。2019年，中国宣布深化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开放举措，将原定的2021年取消证券、期货、寿险外资股比限制提前至2020年。专家表示，金融市场开放新进展，不仅意味着更多境外投资者将参与到中国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中，也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将逐步有更多机会参与全球市场。“在‘双循环’背景下，高水平贸易和金融交往有助于提振人民币需求规模和稳定性，并进一步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发力点。”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说。

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是金融领域改革的重中之重。以汇率市场化进程为例，2014年3月，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2015年8月，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主要参考市场均衡汇率形成。“正因为以上改革，人民币才能在2015年11月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到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也才有后来启动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人民币国际化深入推进。因为如果汇率不遵循市场化规律，汇率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或易受行政干预，国际资本是不愿意参与中国市场的。”赵庆明说。中国人民银行相关部门人士表示，经过十余年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从零起步，取得了积极进展，国际储备货币等各项国际化指标稳步上升，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投融资、储备货币等基本排在全球第五的位置。

需要注意的是，金融监管也努力适应金融业发展新形势，从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到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从有序处置高风险银行业机构，到深入整治各种违规金融行为，一系列举措筑牢体制机制“防火墙”，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回首过往，我国金融体系在风雨中逐步强大。

放眼未来，改革仍将继续。党领导下的中国金融事业，必将在新时代的时间坐标中，赢得更为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