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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业构建“不易腐,不能腐,不敢腐”工作机制初探舞弊三角论在金融企业反腐倡廉建设中的运用

信息来源: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2015-09-25       [打印本页][纠错]

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的重要论述,为包括金融企业在内各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开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在此背景下,在反腐倡廉理论建设方面“必须牢牢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借鉴系统学、工程学、管理学、信息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着力构建包容、开放、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建设理论体系-1亦成为每一名纪检监察人员的职责和使命。

舞弊三角论是“美国犯罪心理学者Donald R.Cressey于1953年对两百多个贪污挪用罪犯进行访谈调查,对其行为进行定量研究,发现导致贪腐行为发生的一些共同原因”,“美国会计学会会长W.Steve Albert又于1980年选取了两百多家曾经发生过舞弊案件的公司对舞弊三角论的模型做了实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前述假说-2。舞弊三角论认为,舞弊的产生是由压力(Pressure)、机会(Opportunity)和借口(Rationalization)三要素组成,如三者兼备则违规舞弊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鉴于舞弊三角论的定量研究样本选择,即贪腐犯罪和违规舞弊与我国金融行业所一贯强调的廉洁合规建设在遏制打击对象上具有较高的吻合性,因此其研究成果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结合金融企业特点,以降低舞弊三因素中压力、机会、借口三者的生成可能为主要思路,分别通过“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敢腐的惩戒机制”的建立健全,初步探索金融企业遏制和减少腐败违规行为发生的途径和方法。

一、金融腐败的定义范围及特征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金融腐败是指金融行业的人员利用经营金融业的权力和职务便利进行谋取私利或小集体(小团体)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使研究更具宽泛性,本文所指的金融领域的腐败不仅包括金融从业人员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亦包含了从业人员的一般违规违纪行为。

当前金融行业腐败行为的一些特征:

(一)宽领域性。由于金融涉及面较广,因此金融领域的腐败既包括监管当局的监管寻租与共谋、证券领域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银行领域的融资信息欺诈、信贷交易中索取额外收入,保险领域的合谋骗保,以及在上述领域都可能出现的贪污、贿赂、挪用资金等。

(二)多层次性。中国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曾指出“在金融腐败案件中的职务犯罪的比例达到了80%以上。不管是高级管理人员,还是一般员工,都拥有权力异化的便利”。金融领域的贪腐对象,既有如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朱小华、中国邮储银行行长陶礼明这样高层级的领导干部,也有如青岛银行信用卡部一普通职工这样低层级的因好赌自办50多张信用卡套现200多万的职务犯罪人员。金融领域的腐败呈现多层次,涵盖了决策层、管理层,操作层等各个层面。

(三)高隐蔽性。随着金融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网上保险等业务迅猛发展,金融电子化已成为现代金融业的重要标志。金融从业人员大多具备高学历、高智商,一些人员不仅熟悉金融业务规则,而且还掌握较高的电脑和互联网技术,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日益增多。有伪造银行凭证侵吞公款的,有修改电脑数据虚增利息积数占为己有的,有攻破他人股票账户密码进行市场操纵的,有利用互联网盗取储户存款的。这些作案者利用一切手段隐藏自身,抹去痕迹,且往往又伴随内外勾结、跨区跨境、利益输送间接化、期权化,给案件的暴露和侦破带来困难,具有较高的隐蔽性。

(四)大危害性。由于金融行业经营资本的特殊性,相较其他行业金融业的客户覆盖面更广,社会冲击力更强,往往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如金融领域一旦出现受贿案,其给国家、给股东所造成的现实损失往往是受贿案值的几何倍数。又如一些银行或券商的员工违规代销非法的第三方理财产品,如出现违约,不仅造成客户经济损失,也会给金融企业的信誉造成恶劣影响,甚至会因群体性事件而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对金融行业腐败危害性的认识,不应仅算案值的“小账”,而应计算潜在损失的“大账”;不应仅算经济领域的“小账”,而更应计算对社会稳定和公众心理冲击的“大账”。

二、“压力致腐”和构建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一)“压力”的分类与成因

压力是个体对各种刺激做出生理、心理和行为反应的综合模式。舞弊三角认为导致贪腐舞弊的压力分为四类:即经济压力、工作压力、恶癖压力和其他压力。

1、经济压力

经济压力是指经营或财务上的困境及对资金的急切需求。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各行业平均工资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1474元,其中工资最高的是金融业9965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94倍-3。对此,对金融从业人员存在经济压力有人会表示质疑。笔者认为,尽管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绝对值已近全国平均的两倍,看似属于“富裕户”,但在绝对数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三方面的不平衡。一是,身份性不平衡。金融企业内部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别,领导人员与普通员工之间;前台业务部门和后台保障部门之间;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业绩优良和业绩平平人员之间都存在巨大的收入落差;有的金融单位最低等级员工的收入标准仅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线水平。二是,支出性不平衡。进入金融企业后,自我认定和周边的期待会随之提高,加之在维护客户过程中要尽力保持一种 “对等”关系,因此在消费上会较其他行业来得高,特别是在消费控制能力较差,个人需求和自身经济实力产生矛盾时,会出现经济压力方面的问题。三是,突发性不平衡。由于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够完善,如金融从业人员既背负大额房贷,又出现本人或家庭成员意外、重疾等突发事件,也易引发较大的经济压力。

2、工作压力。

工作压力是指因工作负担过重、工作责任过大或岗位改变等对人产生的压力。“银行内部现行的扭曲激励机制成为员工以非法手段取得高额业绩的诱因。被严重强化的业务考核体系以任务为标杆,以效益为根本。员工与企业融合度差,在利益冲突面前,两者脆弱的结合不堪一击”[4]。在我国众多的金融企业中,除极少数政策性企业外,绝大多数是“逐利”的,而个人的岗位、级别、收入、发展前景又直接或间接地与各类经营业绩考核指标相连。在金融企业内个人要同时完成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业绩考核指标是常有之事。在此重压之下,采取一些违规、违法手段也必然成为某些人的选择。

3、恶癖压力

恶癖压力是指因赌博、吸毒、酗酒等恶癖或不良嗜好而产生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常与伴随不正当的经济需求相联系。如上海某商业银行就曾爆发过多人赌球而合谋挪用千万元资金的案件;山东济南历城也有某信用社员工因吸毒挪用资金案件;此外,一些政府官员或企业领导因好色或虚荣包养多名情妇,为应对巨额“专项支出”而不惜严重违法犯罪案件也屡屡见诸报端。

尽管上述压力并不一定会导致贪腐或违规,但却是产生贪腐或违规案件、事件最原始的动因,因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压力对人本身及对人行为的影响,以机制建设及时发现,舒缓、遏制“压力致腐”基因。

(二)以制安廉,构建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1、构建经济保障和互助保险机制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重要思路之一,即是提高最低收入保障水平。作为改革发展前沿的金融行业,同样可以参考上述原则。古语云“仓廪足而知礼仪”,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之需,特别是最底层人员的正常生活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也反映出整个社会的良知。

一是,在金融行业可执行,最低级别员工的基本收入水平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乘金融行业与全行业平均水平倍数机制,以保障基层人员及新进人员的基本利益。二是,通过行政、工会,建立困难补助慰问机制,或设立本单位互助基金,或参加商业保险,当金融从业人员发生相关事项时,能得到相应的经济支援;三是,由企业出面与保险公司商定购买消费型重疾险和意外险的协议价格(个人自行购买和单位团购的保费差距很大),金融从业人员根据实际需要为自己或直系亲属购买相应金额的保险,以扩大保障面。

2、构建科学公平的考核指标和激励机制

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既是金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也是体现科学公平,防止因经济压力和工作压力产生贪腐违规的重要手段。当前金融企业由于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各方面的业绩指标考核压力都很大,在暂时无法完全放弃指标考核的情况下,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尽量避免为完成业绩指标而铤而走险情况的发生。

一是,人尽其用。将人力资源分为业务、技术、管理三类,尽力使合适类型的人员从事合适的工作岗位,并制定与工作岗位相适应的考核指标。二是,灵活机动。梳理各业务指标,简化指标体系,并允许被考核人能有一定的灵活选择权,即以最擅长的单项业务超额完成来替代其他指标。三是,间接承压。鉴于金融业务发展的日趋复杂化,单人包打天下的局面已越来越多为团队内精细分工所取代。可考虑采用对业务团队采取直接考核激励,而个人则由团队实行间接考核激励的机制。四是,公开透明。各层级的奖金分配方案、计算公式尽可能透明,奖金计算方式尽可能直观可验算,使多得者实至名归,少得者心平气和,避免出现因“不患寡而患不公”的扭曲心理而产生违规的情况。

3、构建员工异常行为发现和纠偏机制

从量变到质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原理。无论是经济压力、工作压力,还是构成恶癖压力的好赌、好色、贪财等都有一个逐步累积的“量变”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一下子达到“质变”点。同时,量变自身也是一个有表象可见,有轨迹可循的过程。出于对企业干部员工的保护和爱护,部分金融机构已探索性将员工异常行为的排查和纠偏作为基层风险防范的重要手段。如某从业人员在集中一段时间内或突然情绪低落、寡言少语;或突然奢侈挥霍、喜欢消费;或突然迟到早退、经常请假;或突然疲倦困乏、爱打瞌睡;或突然电话频繁、精神紧张等就应将其列入需要排查的异常行为范围。当然,这些异常行为并不一定说明已发生或者即将发生违法违规,但作为可能的“压力”爆发点,予以足够重视。在此基础上,相关人员可以采用与本人直接谈心交流、与其关系较好的同事的间接了解,以及最为传统的家访等形式掌握异常情况发生的原因,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将隐患消除于萌芽状态。

金融企业通过“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的建立健全,及时发现、减缓、遏制从业人员在经济、工作、恶癖等方面的压力,保障从业人员行“正道”、不“脱轨”,防止小隐患酿成大问题。

三、“机会诱腐”和构建不能腐的防范机制

(一)“机会”的分类和成因

机会是指对当事人有时间性的有利情况。舞弊三角论将诱发违规舞弊的“机会”分为六类:内控缺乏或失效、工作质量标准失效、信息不对称、无能力觉察舞弊、缺乏惩罚措施、缺乏审计轨迹。

应该讲金融领域案件或事件的发生,金融从业人员卷入违法或违规并非只是上述一种“机会”的“引诱”,而往往是当两个甚至三个因素同时出现时,使贪腐舞弊更易成型。

如,2006年某大型国有银行黑龙江省某支行发生特大非法出具票证、票据诈骗案。此案中,该行5名工作人员沆瀣一气,包括银行行长、副行长及3名业务员,自2003年3月开始为客户朱某先后开具96张承兑汇票共9亿多元,大部分是在没有足额保证金情况下非法出具的,其中51张结清和解付,另有45张票据朱某在山东四家银行贴现,票面金额达4.325亿元(仅对应保证金1020万元)。朱某将贴现款用于做生意和炒期货,造成2亿元损失。由于在滚动操作中,资金链已断裂,朱只得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后一笔承兑汇票贴现后将前一笔还上。至案发,已经造成巨额损失。

此重大金融案件的发生,究其“机会”原因:一是“内控机制失效”,按照银行的相关制度规定,业务经办要遵循章证分管、领导审批、会计复核的原则。而涉案的5名银行工作人员从经办员、复核员至领导人员“全体下水”,相应的监督形同虚设。二是“工作质量标准失效”,如出票行是集体沦陷的话,承兑行在案件过程中也存在明显错误,据业内人士透露,该案“承兑汇票到期后,不是由出票行付款给承兑行,而是朱某多次直接用现金还款或从他在山东企业账户划款,这是违反结算制度的,但这未引起承兑行的怀疑。”如果承兑行能严格按程序办理,严守工作质量标准,就不会有机会非法出具这么多承兑汇票,就好比朱某 “虽不买票上火车,但却出不了站台”。三是该案涉案时间长,金额巨大,但出票行的上级分行却长期未发现违规的蛛丝马迹,属“无能力觉察舞弊”。

又如,在现已成为经典案例的光大证券8.16案件中。光大证券策略策略交易系统存在严重的程序设计错误,以及因缺乏相应事故处置的紧急预案的手忙脚乱还出于“情非所愿”的“内控缺乏或失效”,尚属“事发”的话;而当下午在公众投资者稀里糊涂,不辨南北的情况下,公司就断然卖出股指期货空头头寸时,则是“目标明确”的利用“信息不对称”机会进行的内幕交易,已摇身成了“案发”。

(二)以规固廉,构建不能腐的防范机制

《孙子兵法》云“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防范机制的最大效用,即是以是“兵不血刃”的方式,御贪腐于“防火墙”外。实践证明,完善的防范机制与腐败风险系数成正比关系,机制越完善则腐败风险越高,腐败收益越小,从而能遏制人贪腐的欲望和行为;反之,腐败风险越低,收益越大,则会刺激人的贪腐的欲望和行为。

关于不能腐的防范机制的建立其实质上涉及到一套庞大的系统工程,限于水平和篇幅,本文仅就舞弊三角论中“机会诱腐”的“内控缺乏或失效”、“工作质量标准失效”、 “信息不对称”、“无能力发现舞弊”等关键要素的主要方面的机制设计予以简述。

1、内部控制有效化的机制设计

一是,权力制衡。所谓权力制衡是指“不同权力之间形成彼此制约关系,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独占优势”。如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监事会的设立就体现了权力制衡思想;又如金融企业在关键业务环节和重要事项设计环节大多会考虑实行双人临柜或双部门交叉负责,也是这一思路的体现,因此金融企业应将权力制衡作为最重要的“源头管理”方式,将其融入到所有重大制度设计和重大事项执行之初。二是,岗位轮换。人们常说“绝对的权力会带来绝对的腐败”,但“绝对静止的权力也会带来绝对腐败的机会”。如前文所述的某支行发生特大非法出具票证、票据诈骗案中,不可谓无权力制衡,但由于支行内5人合谋,致使内控完全失效。富有戏剧性的是,在2005年该总行开始实行“干部岗位轮换”后,原支行行长和副行长都被轮岗调走,“新来的方丈”马上发现了“旧和尚们念的歪经”,使案件浮出水面。“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重要岗位人员的定期或不定期轮岗,中断权力运行的连续性,既是对权力拥有者的制约,也弥补了制衡因日久可能产生“钝化”的缺陷。三是,异体监督。监督者受制于被监督者,这是内控失效的又一原因。很难设想一般干部员工在通常情况下能对“拿着自己上岗证,管着自己钱袋子”的把手拥有“壮志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据此一些金融单位已探索性实行合规、监察、财务等条线人员直接由所在系统的上级考核任命,核发薪酬的制度,这也与中央自上而下完善纪检监察系统双重领导,加强垂直管理等做法具有异曲同工之效,是对“异体监督”的有益探索和尝试。

2、工作质量标准程序化的机制设计

金融企业作为独立核算的经营单位,现已很难明确区分单纯的业务流程和单纯的权力运行流程,这两者互相融合,相为交织。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作质量标准”也就是“权力运行标准”。部分金融单位运用电脑程序化设计,固化各业务环节的质量要求,一个环节流程要求不达标,就无法进入下一个环节。且每个环节都以授权为依据,不跨越“雷池”,最终形成一套环环相扣、环环制约的程序流程。工作质量标准的程序化,能有效将质量融于流程,将权力装入“牢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无情的电脑”替代“有情的人脑”,防止“越级”操作以及“有利的执行,不利的不执行”的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二是,配以关键岗位、关键人员摄像头实时监控,固话、手机、邮件、网络等通讯设施的日常监督,使得对权力运行和执业行为的监督更具震慑力和常规性。三是,执行、复核、审批等业务流程和权力运行流程充分留痕,也有利于监督部门对异常数据和异常行为及时进行抽查和分析。

3、重大信息公开化的机制设计

重大信息包括内幕信息和权力运行信息。对于前者,各金融机构应严厉执行以“堵”为主的手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采取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登记备案、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约谈、通讯设备监控等一系列“人防”、“技防”措施,防范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从中渔利。而对后者,则尽量采取以“疏”为主的手段,将权力的运行引导到“阳光化”、“透明化”的轨道之中,防范权力人利用“信息优势、权力优势”从中获利。

信息的公开化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明确公开内容,要将涉及权力运行与员工切身利用最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为公开重点,如奖金福利分配方案、大额费用使用、干部选拔任用和岗位调整、大宗采购、所在单位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等,防止“重大信息不公开,无用信息乱公开”的“面子工程”。二是,拓展公开途径,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民主生活会、内部报刊、电子邮件文件等,也可以采用受众更广泛的内部网络、手机微信等形式,尽量提高各层级干部和员工的知晓率。三是,强化评议反馈。公开只是一个手段,而通过公开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才是公开化的本质目的,因此要适时通过职代会、网络评议等途径建立对权力运行的评价建议机制,形成开放、有效的双向互动信息沟通平台。

4、发现舞弊途径畅通化的机制设计

舞弊三角论中将“无能力发现舞弊”列为诱发违规舞弊的关键因素。究竟哪些途径更易于发现违规舞弊的存在呢?下图,为注册舞弊检查师(CFE)通过对603件舞弊案件的抽样研究后的结果5:

(材料来源:黄世忠《中美财务舞弊与报表粉饰比较研究》)

研究表明,发现违规舞弊的有效途径依次为:内部举报26.3%;偶然发现18.8%;内部控制18.6%;内部审计15.4%;外部审计11.5%;匿名举报6.2%;执法部门通报1.7%;交易对手举报1.5%。

根据数据显示,通过内部控制而发现的违规舞弊几率并不高,仅18.6%,甚至还弱于偶然发现。这表明内控的功效更擅长于“防患于未然”,而非“发现于已然”。对违规舞弊行为的发现起到最主要作用的方式,一是内外部举报(34.0%),二是内外部审计(26.9%)。因此,保障和强化举报和审计这两个途径的畅通就能扳住发现舞弊的“龙头”,并给已违规或潜在违规者以极大的心理震慑。

一是,整合发现来源。当前,金融企业一般有多个部门可受理内外部举报,包括纪检监察、行政办公室、审计部门,以及部分单位的党委办公室或业务部门等。而多头受理、信息互不相通,可能会造成对某些线索的屏蔽或忽略,因此可考虑在金融单位内通过建立跨部门的风险防范联席会议机制,既定期沟通相关信息,也便于在发现情况后及时采取行动。二是,优化发现路径。可充分利用互联网便利、开放的特点,设立举报信箱和举报内网,既不忽略匿名举报中的有价值线索,更鼓励具有翔实线索内容的实名举报;对实名举报中被证实为真实有效,并及时挽回损失的,可考虑给予一定金额的奖励。三是,强化发现手段。可综合运用金融单位内部巡视、审计、业务检查等发现手段,并对于一些关键部门可实行内审与外审并行交叉方式,内外互补,各取所长。

“机会既能造就小偷,也能造就名人”,这句谚语揭示了机会的两面性。我们要以“不能腐的防范机制”有效铲除“机会诱腐”土壤,以机制约束打造起金融企业反腐倡廉的坚强堡垒。

四、“借口促腐”和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

(一)“借口”的成因

舞弊三角论中的“借口”指的是一种自我说服过程,即以某种理由使自我行为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如常用的理由有“资金我只是借用一下,用后会返还的”、“我的目的都是为了企业的利益或利润”、“别人都这么干的,我怎么不行”、“只此一次,下不为例”等。

对违规舞弊者而言,每个人都面临着贪婪和恐惧的双重心理考验,在“压力”驱使以及“机会”引诱下,贪婪之心占据主导,此时若又能找到“自我合理化”的“借口”,则违法违规一触即发,这就是舞弊三角论的基本成因;而反之,如当事人通过综合权衡,对一旦事发及事发后严重后果的恐惧之心能占据主导,“得不偿失”的心理暗示则会有效遏止“自我合理化”的“借口”,从而将可能的违规舞弊行为“遏于无形”。

有鉴于此,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既是金融企业从客观上对可能出现贪腐违规行为的最后解决手段,也是以人的心理特性为出发点,从主观上规范人的行为、遏制人的贪欲的源头治理途径。

(二)以法保廉,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

所谓“不敢”是指无胆量和勇气触及。要真正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一方面要提升违规腐败的暴露概率,强化“莫伸手,伸手必被抓”的揭腐措施;另一方面要加大违规腐败的付出成本,形成“提心吊胆一阵子,痛苦折磨一辈子”的心理震慑。

1、提升违规腐败的暴露概率

当违规腐败的暴露概率越高时,当事人越不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一是,强化上级的监督。通过金融企业总部组织,对各职能部门和分支机构开展的内部巡视、审计等,以定期的常态化检查和不定期的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发现贪腐线索,及时纠错防弊。二是,强化同级的监督。以“异体监督”的“人防”和“程序管理”的“技防”为核心,发现被监督者的异常行为和执业过程中出现的反常数据,结合风险预警指标管理,梳理和发现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和违规风险点。三是,强化员工的监督。以定期“背靠背”的员工评议和信访、网络举报为途径,及时掌握当事者的可疑行为和动向,提升贪腐违规的暴露概率。

2、加大违规腐败的付出成本

一是,保持对违规腐败的“零容忍”态势。凡是触及国法的一律移送司法机构,凡是是触及司规司纪的一律进行内部纪律处分,做到没有特殊和例外,打破贪腐违规者抱有的任何侥幸心理。二是,综合运用各类惩处手段。在追缴违法所得的同时,实施包括行政、党纪、扣发奖金、赔偿所造成的资产损失等一系列惩罚性措施,加大违规腐败者的付出成本。三是,实施递延惩处。如采取对出现严重违纪的当事人列入金融企业人员诚信“黑名单”,收缴以前年度缴纳的风险准备金、补充养老保险金等,从“限制从业”和“经济追缴”等方面变“一阵子”的“短痛”为“一辈子”的“长痛”,从而产生“得不偿失”、“损失太大”的“不敢为”心理震慑。

“借口”的成立与否,其实质既关系到一个人的利益观,也涉及到一个人的价值观。只有当每个金融从业人员能从“不敢为”的利益权衡上升到“不想为”的价值判断,才能永绝“借口促腐”的激活可能,“不易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法治建设,才能获得更为坚实可靠的安全边际。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在今年参加陕西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曾强调指出“最终要靠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使领导干部不想腐。”

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作为每个人价值观中的最核心部分,既是外部法治建设“水到渠成”的映像,也是内心道德法则“浑然天成”的支撑。从“敬畏拒腐”升华为“信念拒腐”;从“以法保廉”升华为“以德兴廉”;从“不易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外在规范,升华为“不想腐”的内在自觉;这既是金融企业反腐倡廉孜孜以求的工作目标,也是实现“清正、清廉、清明”“中国梦”的不懈追求。

[1]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2年12月10日《努力实现“三清”目标》

[2] 《上海金融廉政与风险防控探索研究》第379页陶晖《舞弊三角论和防范舞弊风险的内部控制体系》。

[3]数据来自,中研网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0528/143517151.shtml

[4]材料来自,中国行业研究网《2011年银行业案件总金额情况总结分析》

[5]数据来自,黄世忠《中美财务舞弊与报表粉饰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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