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银行业反腐倡廉查信办案的模式及效果分析

（一）银行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背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力发展，银行业在中国金融界的主体地位越发突出，随之而来的银行腐败案件也愈发呈现上升趋势：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出版题为《中国金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体制、行为和机制设计》的研究报告，根据对29个城市的人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企业、农户及个体工商户的问卷调查，通过理论模型和经验证据，编制了中国首个金融腐败指数。在文中十大金融腐败典型数据中，被调查主体认为“当前金融机构利用资金配置权力进行的腐败交易”是“比较常见”和“非常普通”程度的人数占有效问卷的81.8%。如此高比例的腐败交易，足以反映当前金融腐败的严峻形势。

此外，银行业大案要案也频繁爆发：2000年，原建行行长王雪冰，因非法受贿115.14万元判处12年有期徒刑；2001年，原华夏银行行长段晓兴，也因涉嫌受贿被依法逮捕；2003年，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2006年，原中国银行副行长赵安歌，由于抽逃银行资金、挪用公款被判无期徒刑；2008年，原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因问题贷款按被判以死刑；2008年，原国开行副行长王益因重大违规被双规后，被判死刑；2012年，原建行行长张恩照因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400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5年；2012年，原烟台银行董事长庄永辉，因涉嫌受贿被双规而后被捕；同年，原邮政储蓄银行行长陶礼明，被中纪委双规并通告；2013年，原农行副行长杨琨，因赌博事件暴露了行贿受贿的犯罪事实，而被审判并予以处分。

（二）浅析现行查信办案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面对如此严峻的银行界贪腐现状，我国主要通过三个查信办案的手段来进行案件查防：信访举报、常规检查、突击检查。而这些手段的有效性根据人民银行的权威调研显示，43.1%的人认可举报为最有效途径；28.1%的人认为随其他案件波及而开展的突击检查有效；25%左右认可常规检查的效力，详见表1：

表1：现行查信办案方法比较表

方法

方法有效率

优点

缺点

建议

信访举报

43.1%

使用最为广 泛

相对被动

进一步拓展信访形式

突击检查

28.1%

针对性强

相对被动

适当增加频率

常规检查

25%

主动检查

可行性差，执行力弱

使用大数据建模，增强监察有效性

作为相对有效的举报制度中，信访是目前最为广泛的使用方法。它作为中国特色的制度形式，是公民的权利救济、意愿表达、政治参与和权利监督的重要途径。对老百姓而言，信访无疑是一副“宽慰剂”，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也推进了银行自身改革发展创造。此外，由于信访途径现已拓展到微博、微信、网站等多种形式，信访制度已日渐完善。在信访的基础上，再结合深入调研、督导检查、座谈汇报、专题研究、现场了解、电话询问等方法，纪检监察工作在信访制度中已得到有序推动。

突击检查多由其他大案、要案的利益相关人案发而展开。因此，突击检查往往由于其针对性、目的性较强，而易有所收获。银监局近期对银行的突击检查主要根据社会热点而发起：电信诈骗防范措施、房地产信贷检查、银行业收费项、信用卡审批等，皆由于检查准确度高而有效摸排了银行业现行状况。相比之下，证监局的突击检查则主要针对交易违规方面，因此常采用封存部分笔记本电脑、台式机、手机等，将日常信息与交易调出查阅，仔细核查是否存在违规交易。突击检查往往由于其出其不意、目的明确，而发现了不少金融界的纪检死角与风险隐患，相对较为有效。

常规检查则主要依赖于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由于目前纪检监察与同级党委多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因此受到较多制约，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缺乏力度。除此以外，纪检人员大多兼任其他业务工作，对于集中精力和时间精钻、细钻监督工作存在客观难度。纪检人员的个体工作怠性，直接导致监督整体的合力难以形成。下级业务部门对上级检查出的问题不敢深入研究；上级对下级业务部门提出的整改措施，往往缺乏可行性；不同岗位、不同部门间的监督由于彼此业务理解不透，导致最终执行不力。因此，由于缺乏合理的结构、缺少直接有效的方法，纪检监察的常规检查形同虚设，业务人员有章不循、违章操作的现象屡见不鲜。

综合上述所列各查信办案的方法，常规检查，相比信访举报、突击检查，是目前纪检监察工作中亟需提高的部分。尤其是在经济加速转型发展的时期，腐败变质越发出现隐蔽化、常规化的特点，常规检查的重要性越发突出。只有通过改变商业银行的常规检查方法，转变银行内控制度建设的思路，科学提高纪检监察的有效性，才能面对新形势下的新变化、新挑战。

二、利用大数据反腐倡廉的国际经验借鉴

（一）大数据的特点分析

维克托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描述：“大数据就是我们可以在更大规模的数据上做到更多我们无法在小规模数据基础上完成的事情。”简而言之，大数据即为巨量资料，指的是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的资讯。大数据，在1980年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更是被赞颂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大数据正是由于以下三个突出特点，对现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力：

一是大数据的海量化。大数据首当其冲的特点即为数据量大。全球数据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传感器、移动设备、在线交易和社交网络每天都要生成上百万兆字节的数据。2014年数据被预计将达到1.2泽字节，如此庞大的数据若记载在书中，将覆盖整个美国52次；若存储于光盘上，堆积起来的高度可以达到地月距离的5倍。数据容量增长的速度已大大超过硬件技术的发展，以至于引发了数据存储和处理的危机。

二是大数据的多样化。大数据的数据类型非常多样。小到个人的行为、位置等身体生理数据，大到全球人口、市场等宏观数据，都是大数据时代下的一个可被记录和分析的点。目前，非结构化数据，如图片、图像，的比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也日渐壮大，并在去年占数据总量的80%。此外，在未来物联网的推动下，每个物体上信息的记录和保存将会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以数据的形式得以永久保存。而大数据，正是摒弃了随机分析法，采用所有数据分析法，通过拥有全部或几乎全部的数据，更细致地观察和研究数据的方方面面。

三是大数据的价值化。预测是大数据价值的核心。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数据存储量的不断增加、数据来源和数据类型的不断多样化，数据正成为一种新型资产，成为现代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基础。大数据已在商业领域、政治领域、医药领域等有了不少成功的应用案例：花旗银行新加坡分行在观察客户信用卡交易的基础上，提供相关商店和餐馆的折扣。亚马逊图书利用推荐相似客户购买的书籍，进行了有效的推荐营销。2012年8月的美国大选中，奥巴马团队通过对每个选民特点进行精准建模后，通过系统为每个选民找出一个说服他的理由，辅以网站、社会化媒体、移动设备等多种方式，有利地宣传了奥巴马的正面形象。谷歌工程师通过整合居民在网上检索药品等信息，成功预测了美国H1N1流感疫情，疾控部门得以提前准备药品与相关防控措施，也被誉大数据应用的经典案例之一。

（二）大数据反腐的国际应用案例

对大数据的应用范围远大于之前所列举的领域，在反腐倡廉、查信办案方面的大数据应用更是让其特点得到了充分发挥。如若大数据在廉政建设方面进行持续推广和运用，将极大改变整个廉政生态。

在世界银行于华盛顿举办的“DC大数据探索”研讨会上，来自各个领域的约150名数据分析专家， 共同探讨了如何利用数据分析来解决贫穷和预防腐败等世界性难题。世界银行运营部的总监Stephen Zimmermann说：“消除贫困的一个主要的挑战就是腐败的风险。”会上，对利用大数据预防腐败的创新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比如，在利用肯尼亚的粮食价格，香蕉和大米的消费量可以快速地分析和预测当地的通货膨胀率。从而为更合理地对当地进行援助提供支持，将有效防止打着援助名号进行的腐败贪污活动。

无独有偶，毕马威在最近发布的一份白皮书，也提出了利用“主动式的数据分析来保证企业的反腐败合规”。针对欧美各国的企业反腐败法规，传统的企业自检方式是企业检查自身的规章制度是否符合法规的要求，然后对一些交易进行抽查。随着大数据分析的普及，企业的内部审计人员则可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和技术，对那些高风险的交易进行“定点”检查：如与政府部门往来的资金，分析涉及大额现金的交易，或者涉及招投标方面的交易等。内部审计可以针对这些项目进行专门的审查。

《学习时报》刊文认为，大数据为网络反腐提供了一个庞大且便利的“数据库”和“信息来源”，包括地方官员的最新动态和历史足迹。通过对相关信息的集纳，发现这些信息的共性和个性，能起到很好的网络监督效果。

《华尔街日报》的Steve Rosenbush在《大数据，VISA的分析引擎》一文中，描述了如何利用银行系统预测并防止腐败。根据客户在银行消费的大数据，VISA可同时对一个交易的500个方面进行分析，并通过计算地区、市场细分等16个参数后，得到客户的潜在腐败指数，科学预测是否有过贪腐行为。据内部人士所述，在VISA平台上，与腐败行为相关的存款以每年20亿美金的增量逐年增加。

三、探究使用大数据查信办案的措施及建议

（一）证券业运用大数据反腐的实践经验

借鉴了国外利用大数据系统，提升发现案件线索能力的经验，国内金融行业也开始逐步摸索，将大数据使用在反腐倡廉建设范畴。结合中纪委2014年的反腐工作覆盖范围大、跨越层级广等特点，且延续“苍蝇老虎一起打”的高压态势，证券行业的内控案防风险已经得到了科学排查和控制，并获得了一定收效。

今年年初以来，证监会对金融资管业老鼠仓及内幕交易的“雷霆整治”行动，正是得益于大数据分析。5月15日，前明星公募基金经理王亚伟在华夏基金管理公司期间管理的“华夏大盘精选基金”被曝正式遭证监会立案调查。从4月末至5月9日证监会通报三起老鼠仓案以来，已有十多名基金经理，因多年前的“老鼠仓”行为被证监会立案、处罚或者移送公安机关，另有多名基金经理在涉嫌的传闻中悄然离职。证监会方面称，2013年10月以来共受理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案件线索38件，近期公布和查处的正是这其中的一部分。5月9日通报中就明确了“涉及十多家基金公司和两家保险资管公司”，坊间更是因此传闻监管层掌握了一份50人名单。令监管当局短时间内如此高效的办案神器，正是大数据的技术监控手段。不少技术专家也表示新兴技术已被应用到广泛的侦查和内控措施中，今后将形成常态化监控。

（二）银行业运用大数据查信办案的方法

作为金融行业的核心，银行业可借鉴证券业在查信办案方面的创新，利用大数据增强纪检监察的准确性、高效性和可持续性。若使用大数据作为新型案件查防工作的工具，将可以有效提升常规纪检监察的工作效力，逐步建成银行业内预警防控体系，从源头上避免腐败案件的发生。因此，为推进大数据实际运用在银行纪检监察工作中，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充实大数据基础。银行作为服务客户的金融窗口，银行人的每个操作都存在潜在风险，而腐败贪污的风险也蕴含于细节之中。因此为了增强大数据在廉政建设中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充足的数据基础是前提。

银行与客户接触、服务、营销等过程中产生的数据，银行人自身交易行为、使用习惯等数据，都应该被逐一记录、分析和运用。通过建立各层次的数据库，将数据做大。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做新数据库和做真数据库：及时地更新数据，保持数据的新鲜度；剔除虚假数据，保持数据的真实度。

二是做强大数据架构。随着银行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展，记录银行人系统操作行为、营销管理等数据不断增长，采用传统数据仓库的分析成本会非常高。因此，亟需建立合理基础架构，对大数据进行预处理、分层储存两个步骤，才能使得大数据的成果往预期方向转化，获得有价值的查信线索。

在对信息进行预处理时，主要通过个体数据与全体数据进行对比，区分有效信息和垃圾信息，并删除垃圾信息，将有效信息集中存储。通过将所有数据进行均值计算后，与均值数据相似的数据代表该员工与大多数员工的行为一致，是低风险行为，属腐败数据库中的垃圾数据，可及早删除；若与均值数据离散较大的点，则代表该员工行为较为不同，存在风险操作的可能性较大，将作为腐败数据库中的有效信息进行存储，待最后进行建模和分析。

三是挖掘大数据价值。这是运用大数据推进廉政建设的关键。在大数据时代，直觉的判断让位于精准的数据分析，汇集起来的数据所显示出的实际信息，有着更为精准的预测和判断。

依据数据库中不同的关键词，反腐败信息数据平台通过模型生成报告，分析全行各职位的抵御腐败的风险。腐败人员原型即取近期发生腐败案件的个体，对其变量如被调查者的年龄、学历、专业、职位、配偶子女、作案动机、作案手段、初次作案时间、岗位变动、案发领域、潜伏期等数据信息进行分析研究，找到腐败主体发生腐败行为的基本规律，进而对一般性腐败案件的发生发展趋势作出预测。一名银行员工走向腐败总有其基本的行为轨迹和心理轨迹：若某员工最近频繁出境，或者有超出其收入的大额消费，或者与某位老板密切交往，或者多次出入特殊场所，或者在工作中经常给某位商人提供便利，或者有资金的异常变动等，这些关键的数据信息一旦得到有效挖掘和利用，我们就能对腐败行为及时发出预警，从而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

结语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如此分析我国目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当前，在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寻租、买官卖官等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与反腐败斗争得交锋伴随整个改革进程而存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腐败的根源和反腐败的机制的深层次研究。”在经济转型发展、社会不断变革进步的关键时期，反腐倡廉工作面临着新情况、新挑战。银行业，作为经济转型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应从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全局出发，做大、做强、做细大数据这一新型利器，通过增强查信办案常规检查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从源头上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